托尼站在门口，两只眼睛瞪得像蓝色的玻璃弹珠一样圆。

    “哦，托尼！”我瘫坐在扶手椅上，“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这艘船停下来？”

    “太迟了。”

    我跟随着他的眼神望过去。舷窗外，覆盖着绿色蕨叶的白色沙滩滑向一边。我认出了鲁伯特家的房子——就在圣安德鲁港最后面那处孤零零的居住区。一会儿工夫，所有景色都被抛在了船后。我们已经行驶在海上了。

    “为什么想让船停下来？”托尼问道。我只是默默地看着他，没出声。

    他皱了皱眉头。

    “我都在休息室里等烦了。所以过来看看你是不是忘了……你难道不知道带这么多现金外出很危险吗？”

    居然从这样一个稚气的人嘴里听到长辈一样教训人的话，我终于忍无可忍了。

    “你认为我是故意带这么多钱出门的？”我冲他怒气冲冲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信封里装的是钱。”

    托尼走进屋来，关上了房门。他把大约一万五千美金往旁边推了推，自己坐在另一张扶手椅上。

    “但是你应该知道的，”他极为耐心地说，“一个人如果拥有这么多钱，他肯定知道。”

    “是吗？”我的回答愤愤不平，“我甚至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钱。”

    “那么，第一件事就是数一数钱数。”托尼开始用手捧着钱，往沙发上扔。他把钱分成了十摞，分好后，他开始分别数每一摞的钱数。钞票在这位银行职员的手里迅速翻动着，就像一名老练的赌徒在熟练地洗牌。他有些惊奇地看着我。

    “都是一百美元一张的钞票。每一摞中有一百张。”

    “天哪……”我的声音有些嘶哑，“一共是十万美元！”

    “这次你算对了，只对过这一次。”托尼咧着嘴笑了，“最好离那些推销的、玩牌的和外表光鲜的男士远点儿，直到把钱送到安全的地方。”

    “但是，这笔钱不是我的。”

    托尼的脸上露出诧异的神情。

    “这么说，你确实去抢银行了。”

    “别犯傻了。这笔钱是鲁伯特的。我猜是他拿错了包裹。”托尼笑了笑，“让我们来分析分析，即使鲁伯特用不着这笔现金，他会不会把十万美元错给你或另外什么人呢？”

    “信封是封着口的，”我解释说，“他一定是给错了信封。”

    “是这个吗？”托尼拾起那个裂开的信封，把它翻过来看了看，“没有地址。没有标记。挺有意思，在没有任何记号的信封里放这么多钱。”

    “鲁伯特一直在生病。”我尽力让自己和托尼相信，在这种疯狂的事件中也是有逻辑可循的，“那次意外之后，他的脑部受到了撞击。”

    “意外？”托尼重复说，“我听说前些天他从马上摔下来了。我不知道这么严重。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人知道详细的过程。出意外的时候现场就他一个人。”

    “他习惯一个人骑马吗？”

    “是的。你不知道吗？”

    托尼摇了摇头。

    “我只有晚上的时候到过他家，白天没去过。”

    “阿曼达和我过去常常在早饭前一起骑马，”我继续说，“那时，鲁伯特已经开始在书房里工作了。他通常五点钟左右结束工作，然后在晚饭前独自去骑马。”

    “骑马是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吗？”托尼问道。

    “就像是习惯一样。他偶尔早上和我们一起骑马，不经常来。”

    “那么，我猜这次——意外是在下午发生的？”

    我点点头：“就在日落之后。”

    我好像又一次看到了淡淡的风信子颜色的天空，上面点缀着斑斑点点的玫瑰色的云，就像一群火烈鸟飞过长空留下火一般的羽毛。海港和天空一样平静、素雅，水中的倒影被染成了淡淡的玫瑰红。那是一个风平浪静、有些幽怨而又令人陶醉的黄昏。之后，马蹄声踏入了这份寂静。

    “鲁伯特的马缓缓地朝车道跑过来，上面没有主人。”我告诉托尼，“马鞍翻了过来——腹带横在马背上，座位跑到马肚子下面去了，马镫拖在地上。我们在离房子半英里外的地方找到了鲁伯特，他当时已经不省人事了，一条腿被摔断了，额头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他从马上跌下来后，一定是被斜擦而过的马蹄弄伤了脸。真是侥幸逃过一劫。如果径直踢上去，他就没命了。即便到了现在这会儿，医生还是不能确定到底有没有骨折。只要他能乘车出去，他就去拍X光片。”

    “是养马的仆人的错吗？”托尼问，“他一定是没把腹带系好。否则我怎么也想不出什么理由会使马鞍那么松。”

    “阿曼达想要解雇那个人。鲁伯特不听。他更关心的是这次受伤会让他错过在华盛顿的约会。他问医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这周能否乘飞机到华盛顿。医生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鲁伯特知道我要回华盛顿。于是开始向我暗示。终于，一天晚上，只有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他来到户外对我说，如果某位朋友能替他参加约会，他睡觉也能睡安稳了。结果，我答应他亲自为他去送那个封好的包裹。就是这件包裹。他说里面装的是设计图，所以——他肯定是拿错了。也许脑震荡让他有点心不在焉。”

    “有点心不在焉？”托尼又笑了，“一个人如果能把十万美元放在哪儿都忘了，可不只是有一点点心不在焉——他简直就是疯了！除非……你确定这件包裹和他给你的包裹是同一件吗？”

    “我身边只有这一个马尼拉纸信封。”

    “他把这个给你的时候，旁边还有没有相似的包裹？”

    我闭上眼睛，试着回想当时发生在一楼卧室里的场景，鲁伯特受伤之后一直住在那。床罩上有一些文件，但是……还有一件包裹吗？一个厚厚的、密封好的马尼拉纸信封吗？

    “我不记得了。”我睁开眼睛，“当然了，当鲁伯特拉开抽屉的时候我没朝那里面看。”

    “是的。他是从床边一张桌子的抽屉里取出这个信封的。”

    “居然把十万美元藏在这么奇怪的地方。”托尼又开始飞快地数着钱，好像他希望自己原来数错了——真实的数额要少得多，“如果我们不是住在西方，住在这个由西方企业供电的国家里，我会猜这笔钱可能是用来支付鲁伯特电厂里所有工人工资的。但他并没在东方国家建电厂，更不用说在加勒比海地区了。他不会把全部用来支付工资的钱带回冬季供休养的家里。而且我怀疑，像处理工人工资这样的事，鲁伯特是否会亲自处理。”

    “也许另有原因。”我努力思考着，“你了解鲁伯特的为人。”

    “不，我不了解。”托尼扔下手中的钞票，“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当他不设防的时候？”

    “他总是喜欢冒险。”

    “在钱方面冒险吗？”

    “大概是吧，虽然我不太了解。我是说他骑马的时候喜欢冒险。游泳的时候也一样。他做每件事都这样，就像大多数暴富起来的穷人一样。他喜欢支配金钱——也许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没有钱。他应该会喜欢维多利亚时期的欧洲，那个时候人们会向周围抛撒金子。他也会喜欢中世纪，人们只需要拿匕首从金链上弄下一点金子，就可以扔给那些暴民，作为给他们的施舍。他手边总是有大笔大笔的现金。”

    “数量跟这个一样庞大吗？”

    “当然不是。大概两三千美元。但是，不久前，他和西方企业中的合作伙伴有点法律上的纠纷。他亲口告诉我的。他说他注销了几个个人支票账户，因为他的合作伙伴威胁他说会在钱上找他的麻烦。这笔钱一定是从那几个账户上取出来的。他必须找个地方把它放起来。只有等诉讼结束了，他才能把钱再存进银行。”

    “但是像数量这么大的一笔钱！”托尼反对说，“竟然不放在保险箱里！”

    “也许他是想，没有人会怀疑一个普通的密封信封里会装这么多钱。如果不是信封封盖剐在箱子上裂开了，我永远也不会产生怀疑。我会把这件包裹扔进书桌的抽屉里，和我的旅行支票放在一起。”

    “现在你知道这笔钱的事了——打算怎么办？”

    “我……”我面无表情地看着托尼，“我能做什么呢？”

    “把钱放在另一只信封里，送到事务长那里保存。”托尼说，“然后用无线电收发报机如实地告诉鲁伯特事情发生的经过。告诉他你是怎样发现信封里的钱的。然后告诉他你一到达纽约，会立刻就近找家银行把钱存进他的户头。”

    我仔细琢磨了一会儿。

    “如果我让船上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接线员帮我把这条消息告诉鲁伯特，十分钟之后，所有人都会知道在这艘船上有笔现金。即使我不提钱的数量，他们也会猜到是笔巨款。人们不会为一点小钱而大费周章的。”

    “无线电收发报机接线员不会把他们发送的信息泄露出去。”托尼反对说。

    “人们总是做不该做的事。”我回答说，“医生们会谈论他们的病人，律师们谈论他们的客户，银行职员讨论账户。”

    “他们不会这么做的。我自己就是银行职员。你告诉鲁伯特消息的时候可以不用‘钱’这个字眼儿。只说‘设计图’。或者你不用通过无线电收发报机把消息告诉鲁伯特，等你安全到达纽约之后再说。直接把包裹交给事务长，你就可以脱身了。”

    “那事务长本人呢？我让他把包裹放进保险柜的时候必须要告诉他里面装的是什么。”

    “为什么？”

    “托尼，别傻了！如果事务长不知道这件包裹有多贵重，万一出了什么事，我和鲁伯特怎么要求航运公司对这件事负责？也许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航运公司肯定上了保险，事务长会负责这件事。但是，这笔钱数额太大了。很可能超过了他们所能支付的最高赔偿额度。如果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而连事务长本人都没看到包裹里装的是什么，无论哪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因为事务长把别人交给他保管的包裹弄丢了，而愿意向鲁伯特支付十万美元的赔偿！”

    托尼站起身来，孩子气的脸上充满了迷惑，两只攥紧的拳头插在裤子后袋里，淡褐色的眉毛紧锁着。

    “放在事务长的保险箱里怎么会消失呢？”

    “船上也许有人会去撬保险箱。或者事务长自己就会为这么一大笔钱动一动脑筋。如果是那样的话，航运公司永远也不会知道这笔钱的事了。”

    “但是有证人。”托尼大声说，“你和鲁伯特。”

    “鲁伯特能算是证人吗？假设确实拿错了信封，以为交给我的是设计图。他怎么向保险公司证明这些钱现在就在船上？如果有什么人想得到这笔钱——比如说那位事务长或者负责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接线员——他们在船上解决掉唯一的证人——我——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

    托尼惊得呆了：“那……你的意思是，如果钱消失了，你也会跟着消失？”

    “难道不会？在这样风雨交加的夜晚，甲板上空无一人。如果那位事务长很奸诈，让我消失真是太容易了。鲁伯特不能为盗窃案作证，自然也不能为谋杀提供证据。等到鲁伯特开始调查这件事时，事务长可能已经带着钱跳下船逃之夭夭了。如果他没逃走，他可以一口咬定没见过这笔钱，这样就不会有事。谁会去作证呢？鲁伯特也不敢发誓说这笔钱曾经在我手里，不敢肯定我曾把它放进了保险柜，不敢确定我不是从船上掉下去意外身亡。鲁伯特只能说‘我想我一定是错把钱当成设计图交给了她。我猜想她发现这笔钱之后，可能交给了事务长，让他放进保险柜里保管。事务长可能偷走了这些钱，然后杀了她，因为她是船上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哪个法庭会基于这种猜测性的供词给嫌疑人定罪？”

    托尼想到了个主意：“我怎么样？现在，我也是证人了。”

    “事务长不知道你清楚这笔钱的事，”我回答说，“他以为他和我是船上唯一的两个知情人。如果我告诉他你也知道这件事，他也会杀了你。如果我不告诉他，你的证词会帮助鲁伯特拿回这笔钱，但是救不了我的命。”

    “但是……一位事务长？”托尼反驳说，“如果一个人当初是杀人犯或者窃贼，他是不能成为事务长的！”

    我一边看着托尼胖胖的、稚嫩的脸庞，一边为他的单纯而惊奇。

    “这些人并不是生来就是杀人犯和窃贼——他们是因为遇到了类似现在这种情况才变成罪犯的。你不会了解堆在沙发上的那些绿颜色的票子对人们来说是多大的诱惑。我可以把希望牌钻石或者有关原子弹的设计图放在口袋里，大摇大摆地四处走。那些偷东西的生手很难把这么名贵的珠宝或者军事机密兑现成钱。这需要专业技术和黑道的帮忙。如果是支票，兑换成现金需要签名。付款委托书不能当钱花，需要通过银行兑换。债券也要经银行家或者经纪人之手才能变现。但是现金不一样——它是流通的、可转让的、不用署名的——现金可以是任何人的。即使是傻瓜也会偷钱。百元大钞可以在任何一家大宾馆或者百货公司里花掉。花这些钱和花五分镍币、便士这样的零钱一样，追踪不到它们的线索。几千美元就可能对一个男人，或者女人产生诱惑。这么多钱在我手里，我怎么能相信别人呢？即使他是事务长也不行。”

    听着我突然间迸发出的长篇大论，托尼的脸拉得长长的，面无表情。他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那么，你越快甩掉这个麻烦越好，”他干脆地说，“为什么不把封好的信封交给事务长，但别告诉他里面装了什么？让那个家伙以为里面装的是设计图，你最开始也是那样猜的。告诉他这里面的东西只值二十五美元。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想着要打开信封，就像鲁伯特把它交给你的时候你也没想打开来看一样。这样你就安全了。”

    “但是鲁伯特怎么办？万一出了什么事，他就没办法拿回那些钱了。他只能得到二十五美元。”

    “鲁伯特的钱不要紧。他有很多很多的钱。”我摇了摇头，“没有人愿意丢掉十万美元——即使是鲁伯特。”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奎斯奇亚那栋漂亮的房子——当地的仆人，镶着马鞍的马匹，航海的快艇，还有机动大舢板。这一切都意味着财富。然而——这些光鲜的外表通常是以庞大数额的银行借款来支撑的。鲁伯特的合伙人把他告上了法庭。我住在他那里的时候，他总是为这件事或其他什么事而担心。无数次，他的举止神态表明他在担忧——他长时间待在书房里面孤独地处理工作上的事，意外之后他为不能到华盛顿赴约而焦虑不安，他因为失眠而无精打采的眼睛，还有一丝笑容也没有的嘴。他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现在所拥有的财富吗？来得容易，去得也快。这笔钱可能只是鲁伯特全部财产的一部分，但在眼下这个特别时期流动资金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缺少了这笔钱就像谚语中所说的，如同一个王国缺少了马掌上的钉子一样。

    我来到沙发旁，上面堆着我从包里倒出来的东西。里面有一个结实的大信封口袋，是用来装甜姜的。阿曼达把它当成礼物送给我，希望我旅途愉快。

    “事务长必须得知道，”我告诉托尼说，“因为如果出了什么事，航运公司得对这件事负责，支付高昂的赔偿金。我可没有什么东西值十万美元。我还不起这笔钱。鲁伯特可能需要这笔钱。”

    “为什么当你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内心恐惧的时候还在担心鲁伯特？”托尼静静地审视着我的表情，“你喜欢鲁伯特，对吗？”

    我转过头，看着托尼。

    “他和阿曼达结婚之前，我们曾经订过婚。只是这次订婚从未对大家提起过。”

    “哦。”托尼红着脸，垂下了目光，他以为他的问题会让我有些尴尬。可我一点也不觉得尴尬。我似乎对鲁伯特曾经爱过我这件事有些任性的得意，尽管那段爱情那样短暂。

    托尼试着转移话题：“那名负责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接线员呢？”

    “就像你所说的，到达纽约之前，我不用通过无线电收发报机把消息告诉鲁伯特。这样一来，船上只有三个人——你、我和事务长知道这里有笔巨款。如果事务长为人诚实，我们就很安全。”

    “如果他不诚实呢？”

    “我们碰碰运气吧。我不会告诉他或者让他猜到你也知道此事。”

    “为什么？杀死两个人要比杀死一个人困难。如果他知道我知道这件事，他也许会知难而退。”

    “不，托尼，这个办法只能应急的时候用。如果你躲在暗处会更有帮助。你可以盯着事务长的一举一动，而他却不知道你在有意这样做。如果我真的出了什么事，你还可以帮上忙。”

    “我会看着你的，”托尼回嘴说，“不要半夜一个人到刮着暴风的甲板上对着星星说话。不要在其他人吃午饭的时候一个人在太阳下坐在气垫椅上打盹儿。”

    我把口袋里的甜姜都倒出来，放在一个花瓶里。商店的店主管这种纸信封叫“礼品包装纸”——粉红色的，上面印着镀金的小天使。

    “这是我身边唯一的一个大信封了。”我向托尼解释说。他觉得挺好笑，“如果你不把真相告诉事务长，他会以为这里面装的是糖炒栗子或是香奈儿五号香水。”

    我们把钞票分成两摞，然后并排摆好。袋子大小正合适。我用透明胶带把封盖粘好，整件包裹干净、平整。

    “就像在圣诞节的包裹上捆了枚定时炸弹。”托尼咧着嘴，淘气地看着那个胖胖的小金人。他现在正值喜欢冒险的年纪。我对冒险一点兴趣也没有。

    “和装着一磅巧克力薄荷糖包裹的大小形状差不多，”他喋喋不休地说，“如果我把它夹在胳膊下，有人会来要糖吃的。”

    “你拿着包裹？”我喊出声来，“我要自己一个人把它送到事务长那去。如果你去了，他就会知道你也知道这件事。”

    “喂，听着，”托尼局促不安地反驳说，“为什么不能由我把它送到事务长那去，让你成为躲在暗处的那个人？我常常送钱去银行。我不会像你一样觉得紧张。”

    “这是我的责任，不是你的。”我简要地回答说，“而且，我不会把它夹在胳膊下面。”

    我的包是那种可以挎在肩膀上的大包——白色牛皮做的。我把包里的其他东西都拿出来，鼓鼓的信封放在里面刚刚好——有一点紧绷，但是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东西。我把护照和旅行支票装在书桌的抽屉里，把钱包放在口袋里。然后照着玻璃看了看。

    “怎么样，托尼？”我神气活现地问托尼，“我像一个带着十万美元现金在身上的人吗？”

    他被我的坦白逗笑了。

    “我是不是表现得不太自然？或者穿得太寒酸？”

    “太女孩子气了。你的脸会泄露秘密。”

    “我的脸怎么了？”

    “你的表情。谁看到你都能猜到你在试图隐藏什么。”我勉强地露出笑容，“现在好些了吗？”

    “有点吓人，”他回嘴说，“最好装出一副看上去很心烦的样子。”

    “好吧。”我朝门口走去，尽量使自己看上去显得慵懒而冷漠……

    托尼固执地摇了摇头：“还是让我替你把包裹送给事务长吧。我会演戏。我原来是普林斯顿大学业余戏剧社的成员，而且——”

    “你也许可以在舞台前的脚灯下不露声色，”我回答说，“但这是近距离接触，托尼。你还太年轻。你容易脸红。”

    他的脸立刻变得通红，证实我的判断没错。他有点受伤，更有些生气——正如我所希望看到的那样。托尼是家中的独子。如果他因为我而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如何向他的父母交代。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把托尼也知道这笔钱的事透露给事务长的原因。

    我屏住了呼吸。托尼会不会坚持和我一起去事务长那儿？他刚才还认为杀掉两个人会比一个人难度大，也许那个人会因此而犹豫。但是，托尼的头脑不够聪明。也许是因为我的挑剔太过尖刻，他一直为此烦恼，以至于根本没把整件事想明白。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不再打扰你了，”他十分大度地说，“如果你肯听我的——越快甩掉那件包裹越好。我在休息室里等你。”

    他怒气冲冲地走出房间，关上了房门。我决定等上一会儿，直到他离开走廊。

    现在，这里再没有人会见证我的冷静和坚毅了。我默默地埋怨着鲁伯特的粗心。

    舷窗外的地平线有节奏地一会儿升起来，一会儿又落下去。

    船上的海水味、焦油味、黄铜上亮光剂的味和消毒水味很难闻，甚至令人恶心。我咬紧牙关。没有时间晕船了！

    就在那个时候，我听见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声音很低，但是很清楚。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是按照你说的去做的。”

    说话的男人声音更加低沉：“你把所有事都搞砸了——和平时一样。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让你去做那件事。”

    “在这里说话安全吗？”她微弱的声音有些颤抖，“如果有人听到我们的谈话……”

    “真是个胆小鬼！还有比这更安全的地方吗？从这能看到朝我们这边走的任何人。这么炎热的下午，所有人都会待在甲板上。现在，告诉我——以上帝的名义，为什么不趁机把东西拿到手？”

    “我没拿到。我试了，但是没拿到。”

    “如果你当时不害怕，会有办法的。现在你把一切都搞砸了。我们都在这条船上。这太明显了。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得被扯进去。”

    “会发生什么事呢？你不会……”

    “不会什么？”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可能会那样做。如果我别无选择。”

    “那之后呢——逃跑吗？去南美洲？”女人的声音里带着不屑，“我们冒着风险、制订计划、付出努力，得到的就是住进那个又热、又脏、又穷的香蕉共和国！住在那种没地方消费的地方，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

    “你会有很多钻石。”

    “在那个和皮特维亚差不多大小的镇子上把那群印第安文盲晃得睁不开眼吗？真是令人兴奋！”

    “那里有上流社会——说西班牙语的那些人。”

    “大惊小怪的女人、放荡的男人和为数不多的几名教士！他们都是活在十六世纪的人！在那种地方生活我会死掉的！”

    “那我自己去那儿。”

    “但你是我的丈夫。我想和你在一起。我们为什么不能住在纽约或者好莱坞——那种适合二十世纪的人生活的地方？我们有足够的钱花，不是吗？”

    “我们的钱不够。你知道的。在纽约，我们永远都是背井离乡的外地人，可几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南美我们的家了。”

    “我不要！为什么总是由你来决定我们应该去哪儿，应该去做什么？我也承担了一半的风险。为什么不能分享一半的钱，想在哪花就在哪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因为我不会让你那么做。为什么你总是惧怕别人？就没想过怕我？”

    “是的！哦，是的，我已经开始害怕了！天哪，我当初怎么会嫁给你呢？”

    周围异常的寂静。之后，脚步声渐渐在远处消失了。我发现了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门上面的通风设备旁连接着一个嵌着铁丝网的通风口，它穿过船舱壁，也被漆成了白色。我已经忘记了晕船的事。我现在只想知道一件事。我和托尼以为情况安全、肆无忌惮地谈论着秘密的时候，有人站在通风设备下在走廊里偷听吗？

    我挣扎着站起身，打开了房门。

    走廊里空无一人——两排长长的白色的房门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出口，从那里可以看到蔚蓝的海水。我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双腿用力地撑在倾斜的地面上，好像自己走进了一个镜子映出的影像世界，而对面的镜子会使这种景象无限地放大。就像进入了一个颠倒、杂乱的世界。

    我来到大走廊，这里的灯光更加昏暗，因为它不像那个有十字路口的走廊拥有通往甲板的出口。仅凭这点微弱、昏暗的光，我看到一个男人的背影正朝远处走去。在那个距离、那种光线下，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没有细节的黑影——根本认不出是谁。我看着那个影子消失在走廊的尽头。

    过了一会儿，我也走到那个地方，发现自己来到了主升降口扶梯的一端。靠着船的左舷和右舷各有一段楼梯，在楼梯中间部位的平台处交会成一条楼梯，向下通往主休息室。楼梯靠上面的位置，环形的栏杆围绕着楼梯井。我沿着栏杆朝外面装有铁栅栏的窗口走去，窗子上写着：事务长。

    窗子开着。栅栏后有一个深肤色的人正埋头处理着账簿上的工作。

    现场没有其他人了。

    我经过一扇开着的门，从外面暖洋洋的甲板上飘进来的夹杂着咸味的海风和暖意使我恢复了一点活力。船突然间向前倾斜。我抓住窗子旁边的架子站稳了脚步。

    我回过头看了看，真不敢相信，我已经对如何处置这笔钱作出了决定。我的脑子一方面催促我把钱快点交给事务长，一方面告诫自己要更加谨慎。

    “你是事务长吗？”

    回答的声音低沉而浑厚。那个深肤色的人抬起了头。一双显露着成熟的眼睛冷漠地打量着我，丝毫没有认出我是谁。又一次，我抓紧那个小架子以支撑自己的身体。无论他是否认得我，我立即认出了他是谁。这就是我在圣安德鲁时透过邮局窗子看到的那张脸。我直视着莱斯利·道森的眼睛，这已经是一天中第三次见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