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一大早，我坐在厨房里，《时代周刊》摊开在面前，我却没心思看，盘算着那天要做的事。第二杯咖啡快见底时，弗里茨从大门口回来，说弗雷德·德金要见我。我很讨厌早晨喝完最后两口有益身心的咖啡前，有人打搅我，于是我点点头，继续细品慢啜。我到办公室时，弗雷德正坐在椅上，对着地上的帽子怒目而视，他想把他的帽子扔到我的椅背上，帽子却在地板上着陆。他总是扔不准。我把帽子捡起来，递给他：
“赌一块钱，十次全不中。”
他摇了摇他的爱尔兰人脑袋。“没时间。我可没闲着，我是在等你剔牙。我能见沃尔夫吗？”
“不行，这你还不知道。十一点前，尼禄·沃尔夫先生是园艺师。”
“嗯嗯，特殊情况。”
“没特殊到那地步。对总管说吧。那瘸子往你眼里扬了沙子？为什么不跟踪他？”
“九点约翰尼才走。我会去替他。”德金抓住帽檐，眯眼瞄准，又向我的椅背扔去，差了十万八千里。他不满地咕哝了一声。“听着，阿奇，彻底完蛋了。”
“怎么了？”
“唉，你派我们三人二十四小时跟踪他。沃尔夫如此下血本，说明这事很重要。他是真想知道这怪人的行踪。你还跟我们说只要需要，尽可以打车，等等。唉，彻底完蛋了。蔡平住在佩里大街二〇三号，六层高的楼，带电梯。他住五层。这楼有个很大的后院，院里种了几棵树，几丛灌木，春天开满了郁金香。开电梯的男孩儿告诉我有三千株郁金香。问题是院里另有一幢楼，对着十一街，楼主是同一个人，这又怎样？只要愿意，谁都可以不走前门，而从佩里大街这幢楼的后面出去。高兴了，当然还可以这样回来。所以我把车停在佩里大街对面的烟店，盯着二〇三楼，感觉就像守在扬基体育馆的隧道出口一端，寻找戴黑帽的女人。我倒不是非要反对这样做，只是良心上过不去。我就是想见沃尔夫，问问他，他在雇我做什么。”
“你可以昨晚给他打电话。”
“不行，我昨晚都乐晕了。一个月呀，总算有活儿干了。”
“还有钱花吗？”
“还够花一两天。我已经学会了节制。”
“好的，”我捡起他的帽子，放在桌上，“你们那儿还真麻烦，的确不妙。看来只能在十一街再安插三个人，没别的法子。这下可好，六个眼线跟踪一个瘸子——”
“等等，”弗雷德冲我摆摆手，“还没完呢。还有个麻烦，街角的交警想把我们抓到局里去，因为堵塞交通。我们人太多了，都因为那瘸子。有个市局的家伙，我猜是‘谋杀组’的，不认识。还有个小个子，棕帽，粉领带，肯定是巴斯科姆的人，我也不认识。想想看，比如昨天下午，有辆出租车停在了二〇三楼前，一分钟后钟，蔡平一瘸一拐地从楼里出来，进了出租车。你该看看那通乱。就跟星期日一点钟，第五大道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门口似的，只不过佩里大街要窄些。又来了辆出租车，我猛地一蹿，抢在了市局侦探的前面。跑了半个街区，才又找到辆车。巴斯科姆的人也上了车，似乎他是在等那辆车。我真想对蔡平大喊一声，等等，等我们排好队。但不可能啊。还好，他的司机开得挺慢，我们谁都没跟丢。他去了哈佛俱乐部，待了一两个小时，然后在麦迪逊大道二四八号下车，随后回家，我们就一直跟着。向上帝保证，阿奇，三个人，不过我排第一。”
“好，听起来不错。”
“当然了。我不断回头看他们是否还跟着。我在想——我是开车时想到的——我们干吗不交个朋友？你再派个人，他和巴斯科姆的人，还有那侦探就能盯着十一街，我们在佩里大街的这些人也能安静会儿。我想他们是十二小时监视，或许也有人替他们，不知道。这主意怎么样？”
“馊主意，”我起身递给他帽子，“一点儿也不好，弗雷德。不予考虑。沃尔夫不会用二手的跟踪材料。我会从‘大都市’再找三个人，监视十一街。真丢脸，我跟你说过，沃尔夫希望严密监视蔡平。滴水不漏。回去干活儿，别让他溜了。你所说的交通堵塞，听起来可够惨的，尽力而为吧。我会和巴斯科姆联系，也许他能把他的人撤了。没想到他还有钱花。快去吧。我还有事儿，你不明白的。”
“到九点才轮到我。”
“你就快走吧——哦，好吧。扔一次，就扔一次。二十五分对一角。”
他点点头，在椅子里挪了挪，调整好角度，扔出。就差一点儿，帽子在椅背边上挂了十分之一秒，然后落地。德金从兜里掏出一角钱交给我，走了。
起初我想上楼征得沃尔夫的许可，监视十一街，可才八点二十，我讨厌看到他盖着黑缎被，躺在床上喝巧克力的样子，更何况他一定会大发雷霆，因此我直接打电话给大都市事务所。我只要了六美元的眼线，不过是盯一下。我认为蔡平没理由耍这种把戏，非走后门。我坐着琢磨了一分钟，到底是谁在为巴斯科姆工作，我想给他打个电话，也许他会告诉我，可没人接。我的计划已经被这些事耽搁了一会儿，于是我赶快抓起帽子和外套，去车库开车。
昨天我四处奔波，已打听到一些德雷尔的事。尤金·德雷尔，艺术品经纪人，在五十六街附近的麦迪逊大道开了一间画廊。三名警察于九月二十日星期二早上，发现他死在了画廊办公室里。其中一位副队长，在接到命令后破门而入。那时，他已经死亡约十二小时，硝化甘油中毒。经过调查，警察宣布为自杀，这也与问询相符。但下星期一，第二份警告到了，每人一份。沃尔夫的办公室里有几份，是这样写的：
上无现成的悬崖，下无守候的岩石。
将灵魂磨出，没有现成的海浪，
它们找到了致命油膏，气味甜香，狡猾地
找到时机，安全送入他的喉咙，
一个，两个，间隔八十个漫漫昼夜。
耐心等待，我不着急，坚定不移。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沃尔夫说这一首比上一首好，简短些，有两行写得不错。我相信。
此诗一到，就炸了锅。他们把恶作剧一说抛在脑后，到警察局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大吵大闹，要他们回来逮捕他——肯定不是自杀。得知这首小诗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后，我倾向于迈克·艾尔斯的意见，“赎罪联盟”应改名为“吓破胆联盟”或者“白羽毛联盟”。只有两人没发作急性膝盖颤抖——伯顿大夫和外科大夫利奥波德·埃尔克斯。希巴德像别人一样害怕，或许比他们更害怕，但他还是反对报警。显然他已准备好心惊胆战地上床，也准备好成为牺牲品。埃尔克斯当然也已准备停当，我马上会提到他。
我和埃尔克斯约在星期三上午九点半，但我走得很早，想先去五十六街德雷尔的画廊，也就是出事地点看看。我九点以前到了那儿，画廊已变成书店。一位耳前长着肉赘的中年妇女友善地对我说，我当然可以四处看看，但没什么好看的了，一切都变了。右边的小房间，某星期三晚曾有人在那儿开会，次日就在那里发现了尸体，如今它仍是办公室，备有桌子、打字机，还添置了许多书架，显然都是新的。我把那女人叫进来，指着后墙的门问她：
“请问，那里是不是尤金·德雷尔存放调酒配料的壁橱？”
她一脸迷惑。“德雷尔先生……哦……就是那个……”
“那个在这间屋里自杀的人，是的，夫人。我想您大概不了解。”
“嗯，的确……”她似乎很吃惊，“我没意识到就是在这间小屋里……当然我听说了……”
我说：“谢谢，夫人。”我回到街上，上了车。我很烦那些从去年圣诞节起就放弃活着的人，而且自己还没意识到。对这种人，我就只剩下礼貌了，还没剩多少。
利奥波德·埃尔克斯可没放弃活着，我一进他的私人房间，就看出来了，但他很忧伤。他中等身材，大头、大手，具有穿透力的黑眼睛总是从你身上游离开，不是向旁边看，也不是向上或向下，而是退到后脑深处。他请我落座，用友善而柔和的嗓音说：
“您要明白，古德温先生，我见您只是出于对朋友们的尊重，既然他们有此要求。我已经跟法雷尔先生说了，我不支持您的老板这样做，也不会提供任何帮助。”
“好的，”我对他笑了笑，“我不是来拌嘴的，埃尔克斯大夫，我只想问问九月十九日那天发生的事，就是尤金·德雷尔死的那天，只问事实。”
“您可能问到的任何问题，我都已回答过了。对警察说了好几次，还有那位蠢得要命的侦探……”
“不错，对此我们没有分歧。但仅仅是出于对朋友们的尊重，有什么理由不再回答一次呢？没有吧？与警察和德尔·巴斯科姆谈，却在尼禄·沃尔夫和我这儿划道界线……嗯，这就像……”
他露出一丝苦笑。“吞只骆驼，却对蚊子推三阻四？”上帝呀，他的确忧伤。
“是的，就是这意思。不过您要是见过尼禄·沃尔夫，是不会称他为蚊子的。是这样，埃尔克斯大夫，我知道您是不会帮忙抓保罗·蔡平的把柄的，但在德雷尔这件事上，您是我唯一的第一手信息来源，我只能找您。我知道另外那位，那位艺术品专家，已经回意大利了。”
他点点头。“桑蒂尼先生走了段时间了。”
“那就只有您了。问您那些刁钻的问题没意义。您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说？”
他又是一丝苦笑。“您大概知道有两三个朋友怀疑我撒谎护着保罗·蔡平？”
“知道。您是这样吗？”
“不是。我只说事实，既不护着他，也不害他。事情是这样的，古德温先生。您当然知道尤金·德雷尔是我的老朋友、大学同学了。大萧条前，他的画廊办得很好。有时我从他那儿买些东西。我继承了大笔遗产，所以对成功从来没什么迫切追求。我认为每个人的内心和外表都有问题，成为外科大夫，不过是这一信念的副产品。碰巧我有双稳健而灵巧的手。”
我看了看他放在腿上交叉在一起的大手，冲着他的黑眼睛点了点头，那目光又飘回到后脑深处。他接着说：
“六年前，我从尤金·德雷尔那儿试订了三幅曼坦那的画——两幅小的，一幅大的。十六万美元。那三幅画当时在法国。保罗·蔡平恰巧在欧洲，我就给他写信，让他看看。看完他的介绍，我订了那些画。要知道，十年来保罗·蔡平一直想当画家。从他的作品看，他很敏感，但线条飘忽不定，形状也没感觉。虽然画得不好，但挺有意思。听说他搞文学去了——我不读小说的。
“到货时，我正忙于工作，没时间好好检查，就收下并付了钱。我对那些画从来就不是很满意。起初，我还时常兴高采烈地去看看，看了许多次，但总是厌恶地离开，那些画粗枝大叶，还有些生硬，令我难堪而愤怒。我一开始没想到那些画可能是假的，我还以为只是不太适应。但几位专家的评论终于引起了我的怀疑。九月份，将近两个月前，恩里科·桑蒂尼来到了美国，他了解曼坦那就像我了解内脏一样。我请他看看我的曼坦那，他说是假画，还说他知道是谁作的假，是巴黎的一位很有才华的骗子，有声誉的画商是不会故意做这种买卖的。
“那些画让我难受了五年，我想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那样对待德雷尔。通常，我不那么确信，也就没那么无情，但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丝毫犹豫。我对尤金说我要退货，马上拿回钱。他说他没钱。我知道他没有，这一年，我借给他许多钱来接济他。可我坚持对他说要么马上筹到钱，要么后果自负。我觉得到最后我还会像往常一样软下来，怎样都行，但不幸的是有时我会耍耍怪脾气，越是容易动摇，越要显示出最大的决心。更不幸的是，桑蒂尼就要回意大利去了。尤金要求会会他，这当然是虚张声势。
“我们约好星期三下午五点，我和桑蒂尼先生还有保罗·蔡平一起来找他。把保罗拉上，是因为他在巴黎时检查过这些画。我还以为尤金是想要保罗支持他，但后来看，或许我错了。我们到了。尤金的温文尔雅——”
我打断了他：“等等，大夫，保罗·蔡平比您先到画廊吗？”
“不，我们是一起到的。我开车去哈佛俱乐部接他。”
“此前，当天下午他有没有到过画廊？”
“亲爱的先生……”埃尔克斯忧伤地看着我。
“好吧。您不可能知道。反正画廊的女孩儿说他没有。”
“我想也是。我是说尤金的温文尔雅掩饰不住他的紧张，这真令人难过。他给我们调威士忌，哆哆嗦嗦的，没给他自己调。我很难堪，所以说话也很唐突。我让桑蒂尼先生发表声明，他照做了。声明是他早就写好的。尤金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们吵起来。尤金有些激动，但桑蒂尼先生很冷静。最后，尤金征求保罗的意见，显然是希望得到支持。保罗笑着环视我们，简短而平静地说，他检查完那些画三个月后，即运到纽约后一个月，就确定那些画是瓦修特于一九二四年画的，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假画画家。就是桑蒂尼先生说的那个人。保罗还说他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他实在是太爱尤金和我了，我们俩他都不能伤害。
“我担心尤金要崩溃了。显然，他的惊讶丝毫不亚于他所受到的伤害。我当然难堪极了，只能沉默不语。我现在也不知道尤金是因为穷疯了才骗我，还是他自己也上当受骗了。我随桑蒂尼先生站起身告辞走了。保罗·蔡平是和我们一起走的。次日中午我才听说尤金喝硝化甘油自杀了——显然也就是在我们走后几分钟顶多一小时。警察到我办公室来问我，我才知道了这事。”
我点点头，坐着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挺直身子突然向他发起进攻。“您怎么知道是自杀？”
“行了，古德温先生，”他看着我，面带微笑，却从未如此忧伤，“难道所有的侦探都一样？您非常清楚我为什么认为是自杀。警察这样认为，当时的情形也指向自杀。”
“是我错了，”我笑了笑，“我说过不问刁钻问题，对吧？如果您还愿意承认侦探也还有点儿脑子，您就知道我的脑子是什么样了。保罗·蔡平是否有机会把硝化甘油片放在德雷尔的威士忌里？那位愚蠢侦探，以及所有那些聪明警察似乎都认为您不这样想。”
埃尔克斯先生点点头。“我是故意留给他们这种印象的。您当然知道桑蒂尼先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非常肯定保罗没有这种机会。他和我一起去的画廊，我们同时进的办公室。保罗坐在我的左边，靠近门，距离尤金至少有六英尺远。他只碰过他自己的杯子。是尤金调的酒，拿给大家。我们只喝了一杯。离开时，保罗走在我前面，桑蒂尼先生在最前面。”
“对，记录上是这样写的。但当时那么乱，大家的情绪如此激动，总会有些走动、起身、坐下、走过来、走过去……”
“根本不是那样。我们并不激动，也许除了尤金。只有他离开过自己的椅子。”
“你们到那儿后，他有没有换衣服，或又穿件衣服什么的？”
“没有。他穿着常礼服，一直没脱。”
“含有硝化甘油的酒没喝完，酒瓶还在他的衣兜里。”
“我知道。”
我靠在椅背上，再次看着他。为了搞清他是否在说谎，我宁愿放弃我的车，外加两副备胎。他和保罗·蔡平一样都不是我能搞明白的人。看得出来我是套不住他的。我说：
“您明天中午一点能与尼禄·沃尔夫先生共进午餐吗？”
“对不起，我很忙。”
“星期五？”
他摇摇头。“不行，哪天都不行。您把我看错了，古德温先生，我不是一个能解开的结，或能砸开的胡桃。不要以为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好骗人。我这人很简单，表里如一。也不要妄想把尤金·德雷尔的死推到保罗·蔡平身上。不现实。我知道不是他杀的，我在场。”
“您星期六有时间吗？”
他摇摇头，笑了，还是很忧伤。我站起身，拿起帽子，向他道谢。往门口走之前，我说；
“顺便问一句，您看过保罗·蔡平——管他呢，反正是某人——写的第二份警告。硝化甘油是油乎乎的，还有熏香味吗？”
“我是外科大夫，不是药理学家。”
“那就猜猜吧。”
他笑了。“硝化甘油当然是油乎乎的，据说有股熏香的味道。我没试过。”
我再次向他道谢，出门走到街上，上车，启动。我边开车边想，利奥波德·埃尔克斯大夫就是那种把生活搅得很郁闷的人。对付那种彻头彻尾的骗子，我从未感到很棘手，就是这种可能说实话的人能整得人不折不扣地头疼。哈里森事件的进展，再加上这个，我开始模模糊糊预见到沃尔夫炮制的备忘录将成为废纸一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吧，除非我们能彻底搞清埃尔克斯在说什么。
我本想再去五十六街的画廊看看，听完埃尔克斯的一番话，我决定不去了，反正那里已面目全非。我继续开车，径直回家了。当时我想到的能赌一把的最佳人选就是桑蒂尼先生。警察只问过他一次，因为他星期四晚就要回意大利，那时当然还没收到第二份警告，警察也没什么怀疑。沃尔夫和欧洲的几个城市有联系，有一个住在罗马的聪明人，在惠特莫尔债券上赚了不少钱。我们可以给他发电报，让他去找桑蒂尼，也许能打开缺口。跨洋电报要花大概九十九美元呢，我得劝劝沃尔夫这笔钱值得。
我到家时是差一刻十一点。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我戴着帽子，穿着外套就进去了。我知道沃尔夫最终会在楼上接电话，但还是我来吧。是绍尔·潘策尔。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要汇报。我问他汇报什么，他说没什么，就是汇报。反正我那时看什么都不顺眼，不如挖苦他。我说如果他找不到希巴德，不论是死的还是活的，或许他可以去找个笨蛋来帮忙。我说我刚在这案子的别的方面碰了钉子，如果他比我好不到哪儿去，最好自己到办公室来赌一把。我挂了电话，就这一下，连修女都会被激怒。
我花了五分钟才从文件里找出那罗马探子的地址。沃尔夫准时下楼，十一点整。他说上午好，闻闻空气的味道，坐在他的桌边。我很着急，但我知道我必须等他看完邮件，整理好花瓶里的兰花，试试钢笔还能不能写，要瓶啤酒。一切就绪后，他才对我咕哝了一句：
“该有所行动了，想到了吗？”
“我八点半就溜出去了，刚刚回来。绍尔刚才打来电话。钱又白花了。如果你想发脾气，这儿有根硬骨头让你啃。”
弗里茨送来他的啤酒，他倒了一杯。我把我和埃尔克斯的话原原本本、一字不落地告诉他，连硝化甘油有熏香味儿都说了。我想如果我能把埃尔克斯的话都告诉他，也许他能有什么主意。接着我对他讲了关于那罗马人的想法。如我所料，他顿时烦躁起来。眨眨眼，又喝了几口啤酒。他说：
“为某个事实，或什么东西，你可以发电报到四千英里远的地方，但这么一件捉摸不定的事，电报可不成。作为最后一招，你或者绍尔·潘策尔可以打电话给佛罗伦萨的桑蒂尼先生，或许最终还值得得一试。”
我力图说服他，因为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做。好像没什么效果，反正我就是坚持己见，我的主要论点是不过一百美元嘛，我还得告诉他我从大都市事务所又雇了三人监视十一街。我开始犯倔。
门铃响了，弗里茨走过门廊去开门，打断了我的进程。我没再接着说，只想知道来者是谁。
弗里茨走进办公室，关上门。他说有位女士要见沃尔夫，没有名片。
“她叫什么？”
弗里茨摇摇头，通常他不会犯这种错误。他似乎很犹豫。
“请她进来，弗里茨。”
看到她，我也犹豫了。没见过比她再难看的了。她走进来，就那么站着，直勾勾地盯着沃尔夫，像在琢磨怎么痛揍他一顿。其实，她的样子并不难看，我是说，她并不可怕。第二天，沃尔夫很到位地描述了她一番：比起单纯的难看，还有些微妙之处；看到她会令你绝望，以为再也看不到漂亮女人了。她有一双灰色的小眼睛，一旦盯住某个地方，就好像再也动不了。她身着一件深灰色羊毛外套，脖子围着一条巨大的毛围巾。我拉给她一把椅子，她坐下，声音洪亮地说：
“我是好不容易才到这儿来的，我想我要晕了。”
沃尔夫说：“但愿不会。来点白兰地？”
“不，”她轻吸了口气，“不，谢谢。”她抬手去够围巾，好像要去摸围巾下的脖子。“我受伤了，在后面。我想您最好看看。”
沃尔夫瞟了我一眼，我走过去。她从前面解开围巾，我帮她摘下，自己也倒吸了口气。倒不是说我在别的场合没见过血，只是一般见不到流那么多血。而且实在是出乎意料。围巾后面、内侧全被浸透了，领子也浸透了，可真够瞧的。血还在涌出，源源不断地从她脖子后面的伤口涌出。我看不清那些伤口有多深。她一动，血就喷出来。我把围巾丢在地板上，对她说：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动。头别动。”我看着沃尔夫说，“有人想把她的头砍掉。我不知道砍得有多深。”
她对沃尔夫说：“是我丈夫。他想杀了我。”
沃尔夫半眯着眼，看着她。“这么说您是朵拉·里特？”
她摇摇头，血又喷出来，我让她别动。她说；“我是朵拉·蔡平。我已结婚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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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