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王师真有霍去病英灵庇佑……”监军都虞侯刘惟简笑道，此时，整个都总管司内的气氛都非常的乐观。
石越含笑目视着刘惟简，因唐季五代以来流弊所致，即便天水之朝是对内侍宦官管束甚严的朝代，在军队地方，依然活跃着为数不少的宦官。天水之朝之所以没有宦官之害，其原因绝非仅仅是这个朝代严格地限制着宦官之势力，而实是文官势力之强大使然。因此，对于宋朝来说，尽管宦官们有的手握兵权，有的节制地方，有的替天子察访水利吏治，但他们与普通的士大夫，其实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公平地说，有些人甚至更能干。这与石越所知的其他朝代之情形是绝不相同的——在其余几乎所有的朝代，无论宦官势力强大或弱小，但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形成一个能被称为“宦官势力”的整体。但在这个时代，是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宦官势力”的。所以，即便是那个此时还只不过是石越之小卒，在另一个时空中却曾经封为郡王，统领几乎大宋的全部兵权的内侍童贯，一旦皇帝决定要处分他，竟只须一道诏旨就可以轻松解决。所以，对于如刘惟简这些宦官，石越虽然在心理上不可否认地有轻视与排斥的情绪，但这种负面的情绪并不强烈，对他造成的影响也几乎可以忽略——诚然，内侍宦官中也有无能贪腐之辈，但士大夫中便没有吗？宋季士大夫们对宦官的歧视与排斥，在很大程度上，也许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偏见而已。即便这种偏见在政治上而言对于宋朝利多弊少，但偏见永远都只是偏见，它不会变成别的什么。
刘惟简这个监军都虞侯，也许在才能上的确不如刘舜卿、章楶等人，在品行上也比不上范纯仁，甚至是向传范，但依然不失为一个可以打交道的对象。
“可惜李宪进军太慢了！”用整个都总管司都可以听见的大嗓门来泼冷水的人，除了种谔不会有别人。这位种将军，自从开战以来，一直愤愤不平——虽然他是主攻部队名义上的直接统帅，但都总管司从一开始便决定直接指挥中线东路军之全部军队，其后更将帅司西移，直接搬到了庆州！种谔便这样被都总管司架空了，他这个环庆行营都总管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军都指挥使。
明明遇上了可以大展拳脚的好机会，甚至自己也一直在努力地制造条件来创造这个时机，但事到临头，却发现竟然没有自己什么事！种谔的心情可想而知。
“屈吴山、天都山一带，道路多阻，部族丛立，本不是容易行军之所。当年王副枢使平定熙河，尚且会突然失去音讯，不知所踪。李帅用兵谨慎……”刘舜卿委婉地驳斥着种谔的话。李宪突然在屈吴山一带失去音讯，但最终证明只是虚惊一场。李宪不仅击破了天都山之西夏守军，并且用一把大火，将元昊在天都山营造的宫殿付之一炬，还击败、招降了这一带许多的部族——其中包括禹藏一族著名的大首领禹藏郢成四。李宪一面给这些归附的首领加官晋爵，送给他们部族兵甲，许给他们征讨、兼并不肯归附部族的权力；一面半诱惑半强迫地派人将这些部族首领、贵人的世子们全部送往汴京蕃学入读，并且命令较大部族的首领随军效力。这些措施，使得天都山以东可高枕无忧，对于稳定战局是极为有益的。为了这些事情多耽误一些时间，用石越的话说，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谨慎！谨慎！”种谔讥道，“孔明一生惟谨慎，结果换来六出祁山空劳无功。某若是李宪，此时兵锋已至青铜峡！”
种谔的这番话，无异于对李宪的指控。所有的声音在一瞬间消失，议事厅内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气氛十分尴尬。种谔此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但话已出口，以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亦不愿意收回去——何况，便是他想收回去，也未必能够。他一咬牙，把心一横，决意便要一不做，二不休，趁着这个机会，争出个道理来。再怎么说，石越不过是个书生，论用兵，这个厅中，未必有人便说得过他种谔的，便是上表抗章，他也有自己的说辞。
“种大人！请慎言！”果然，石越沉下了脸。
“石帅！”种谔既打定主意，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昂首瞪视石越，抱拳大声道：“自用兵以来，诸军皆势如破竹，西贼闻风而窜。吴安国轻骑取石州，种古、折克行会师夏州城下，三日急攻，便克此名城，眼见便可鼓行而西，平夏传檄可定。本路宣二军前锋已抵灵州之境五日；西路七日前李祥夜袭鸣沙城，获夏人粮草近百万石。三道而进，两路已然见功，而今惟西线李宪、王厚当最弱之贼，反而最后，至今只至会州。此非将帅无能又能是甚？！下官更有不解者——客军在外，利在速战，今正西贼措手不及，军心不定之时，宣二军已抵灵州，为何石帅不令其余诸军倍道而进，一鼓而下灵州，反勒令宣二军不准轻敌冒进？！种谊、刘昌祚取鸣沙城后，至灵州已是坦途，为何石帅反令二将持重进兵？难不成帅府竟无知兵之人，不知胜负之关键，便在灵州一城？只须攻下灵州城，大军便可无忧！此易见之理，竟无人能知吗？！”他慷慨陈词，心情激动，铿锵一声单膝跪下，厉声道：“请石帅给下官三万之兵，十五日之内，下官不能取灵州城，甘受军法！”
种谔也是极聪明的人，他公然指责李宪，本来是失言，虽有许多禁军将领心中即便是如是想，亦无人敢为仗马之鸣，来呼应他得罪天子面前的红人李宪。但他话锋一转，转而把重点放到指责起石越的战略来，立时，许多禁军将领立时感觉心有戚戚焉。
战争进行还未到一个月，各路进展之顺利，还要出乎众人之想象。东线“小隐君”与折家军早已会师，延绥军与折家军都是宋军中能征善战的部队，梁永能本来想凭借夏州之坚城与宋军周旋，不料在折克行的指挥下，宋军猛攻夏州城三昼夜，西夏在平夏地区的名城便告陷落，夏州知州投降宋朝，三万守军几乎折损殆尽。在中线，刘昌祚磨脐隘大破夏军之后，便派遣李祥倍道兼程，趁夜偷袭鸣沙城，缴获了西夏人没有来得及运走的粮草近百万石，打开了灵州门户；而主攻方向的宣二军，也早已顺利抵达灵州，在灵州城外安营扎寨。惟一进展较慢的，反而是西线的宋军，但是克复兰州，火烧天都山，却也都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在这样的情况下，都总管司一次一次不合时宜地申诫诸军持重，是难以得到理解的。那些老西军倒还罢了，虽然乐观的情绪一样在他们中间蔓延，但这些人久经沙场，对西夏人有更清醒的认识。此时的西夏，就如同一匹羸弱的狼，虽然步步后退，但只要没把它彻底打死，就要提防它拼命的一搏！
但是，来自殿前司的那些眼高于顶的禁军将领与一部分青壮派西军将领，却不会这么看。特别是殿前司诸军的将领，这些人中有许多从未与西夏人真枪真箭的战斗过，眼见着友军连连告捷，敌军“不堪一击”，便以为西夏人不过是一只死老虎，兼之来到陕西也有了一段时间，对陕西也有了一分适应与熟悉，那种新鲜与敬畏的感觉早已消逝，才来时尚有的几分谨慎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每个人都只想着快点上前线打仗，以便多立战功。每一份捷报传来，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得眼睛都红了，这些将领竟是生怕着功劳都被友军抢走了，一个个都跃跃欲试！若非石越是进过政事堂值日、镇抚一路、打过两场大仗的三品重臣，还真是难以弹压得住。尤其是殿前司诸军的将领，有许多都是出身名门，甚至是开国功臣之后，平日里结交王侯，出入公卿，自视甚高，哪里会把别人放在眼里？若非石越的声望名位，在这些世家子弟心目中还颇有分量，兼之西军一向治军严厉，让这些人忌惮三分，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如此心态，平时每日都不知有多少人要来找石越请战，此时哪里还经得起种谔撩拨？
骁骑军副都指挥使王师宜早已上前说道：“李大人用兵如何，末将并不敢置喙。然末将亦读兵书，孙子云：‘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顿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今日之事，曝师于外久矣，日费何止万金？而内则空耗国库，外则有契丹虎视狼顾，非国家之利也！末将愚钝，敢请石帅三思，‘兵贵胜，不贵久’，客军在外，当早定大计，速战速决！师宜虽不才，愿供石帅驱使！”王师宜的曾祖父王审琦是开国名将、琅琊郡王、太祖皇帝的布衣之交。王家满门冠佩，单单在这西征的大军中，六品一级的武官便有近十人，王师宜并不是特别出众。但他是由内殿班的御前侍卫出身，受当今皇帝的赏识，随章惇征讨南方蛮夷，积功而升迁，在禁军整编中又得到郭逵的青眼，不过二十六岁，便已官拜振威校尉。这个仕途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世家子弟，此时正是心高气傲之时，一心盼着能在西夏立下大功，不仅在众叔伯兄弟中扬眉吐气，也能为自己的前途压上一枚重重的砝码。眼见着战争打了“大半”，除了仁多澣的部队，骁骑军竟连半个西夏兵都不曾遇到过，王师宜早已急得坐立不安。
王师宜一开口附和，议事厅内立刻便乱成一团，那些憋了一肚子牢骚的将领，全都趁着这个机会发泄起来，七嘴八舌地向石越请战，表达着自己的不满。王师宜之类的世家子弟出身的将领，肚子里还有点儿墨水，说话倒还算文雅；其余的将领却有不少连字都未必识得几个，文盲更是比比皆是，说汴京官话都不怎么利索，一说得兴起，各种土话、脏话，也不管别人听不听得懂，尽皆脱口而出。
事情转瞬间发展成这样，在议事厅内有资格坐下的几个人，脸色都变得极其难看，但即便是刘惟简，面对着这些牢骚满腹的将军们，也无计可施。石越亲信的参军与幕僚们，支持当前作战计划或者是亲附石越的少数西军将领们，人人面有怒容，但是这些人大都是资历尚浅，在军中威望不足，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一少部分老成持重的将领们，却是默观事态，不肯作声。
所有人都等着石越的态度。
种谔得意地望着石越，目光中带着几分挑衅。朝廷让一个书生来统兵，已是大错特错。而石越却还不肯采纳自己的意见，“畏缩惧战”，更是不能容忍。“绝不能让一介腐儒毁了这场战争！”他相信石越这个书生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勃然大怒，但这样众将口服心不服，他便可以通过枢密院来弹劾石越，让枢密院向石越施加压力——枢府是绝不可能不在乎这么多将领的意见的；除此之外，石越便只有让步，只要石越妥协，让他领军出征，他便有绝对把握攻下灵州，从而彻底主导战局的发展。
种谔也知道攻取灵州会有一定的难度，他毕竟在环庆路待了几年，对西夏人也非常熟悉。但是他却更加相信自己，相信大宋的精兵绝非西夏人可以抵挡，他坚信这一点：尽管所有的麻烦都可能存在，但是他依然能够攻下灵州城。
但石越却只是平静地回视着种谔的目光。他似乎一点也不恼怒，也没有大声呵斥，但也绝非是想要妥协。石越用一种沉静、冷淡、威严的目光，居高临下地，缓缓地扫过厅内每个人，被他看到的人都不自禁地感觉到一种畏惧，下意识地闭上了嘴唇，垂下眼帘，似乎是想要避开他的目光。
王师宜本来还想要说几句，但他看到石越的目光之时，便下意识地把头低了下去。石越的眼神，便像是他小时候做错了事情被父亲发现时，他父亲注视他时的眼神。眼神里不仅仅有无言的责怪，更多的是一种威严与自信，这种眼神明白无误地告诉着你尊卑高下对错之别，即便你坚信着自己是正确的，但看到这眼神，依然不自觉地会产生一种心虚的感觉，对自己的判断产生动摇与怀疑。这样的感觉，王师宜在初次面对皇帝的时候曾经有过，那是一种因自小所受教育而产生的对天子的敬畏，但见多了皇帝之后，这种感觉便渐渐消退了。后来，当他每次见到枢密使文彦博的时候，或者碰到户部尚书司马光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感觉，那是一种不怒自威的威严，让你觉得对他们，你只能仰视着。但他从未想过，一贯平易近人，有时几乎让人感觉是“温文敦厚”的石越，也会有这样的眼神。
“我不曾说错甚话语！”王师宜在心里对自己说道，坚定着自己的信念，努力克服着自己心中的别扭，去正视石越的目光。此时，他霍然发觉，议事厅中，已经鸦雀无声。
人们的目的未必纯正，但是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
石越此时，尤其坚信自己选择的战略并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对这些牢骚满腹的将领们，仅仅用紫袍玉带来压迫他们是不行的，将帅不和，从来都是兵家之大忌。但石越同样也无法与这些将领们一道来分享他的“历史经验”。他无法告诉他们，“曾经”有过的五路伐夏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什么……
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是无法让人相信的秘密，亦是因为历史已然改变。
要设法让他们心服口服。
石越一把抓起放在案上的宝剑，缓缓起身，转身用剑锋指着他座位后面巨大的西夏地图屏风，沉声问道：“有哪位将军知道，逆贼的主力在何处？！”
那些发着牢骚的将军们都怔住了。
只有种谔答道：“末将以为，他们应当在兴灵之间！”
“应当？”石越反问道，“种大人如此以为，可有凭据？”
“以目前各处所知军情观之，逆贼主力当集中在我军之正面。而宣二军只是略受阻挡，便已至灵州。据宣二军之观察，灵州城之贼军不下三万。末将相信，贼军是将主力收缩于兴灵之间，以诱我深入，在其所熟悉之地与我决战，以收地利。我军正好可以将计就计，只要攻下灵州，兴州便处于我兵锋之下，贼军几无回旋之地，大计可定！”面对着咄咄逼人的宋军，西夏人将主力集中于一处，先避敌之锋芒，然后再依托地利以求决战，不失为明智之举。种谔久经沙场，号称熙宁一朝的名将，他对敌情的判断是非常敏锐的。
石越淡淡地注视着种谔，半晌，他手中宝剑突然指向灵州与韦州之间的广大地区：“我大军一旦集于灵州城下，自灵州至韦州，便形成数百里之薄弱地带。种大人以为，贼军是依托灵州坚城与我决战，还是会绕至吾军之后，攻击吾军之粮道？！又或者，其大军根本便藏在此处，等待着战机？这数百里粮道，吾军无任何凭恃，将要如何护卫？”
“只要攻下灵州……”
“种大人拿什么攻下灵州？！”石越厉声质问道，“将攻城之器械送至灵州城下，岂是容易之事？贼军岂能坐视这些器械安然运抵灵州？”
能对灵州这样的大城形成威胁的攻城器械，都是极其笨重的。数量少了没有作用，要形成作战规模，那么运输就是一件难题。带着这些攻城的辎重行军，行军速度是快不起来的。议事厅中的将领对这一点还是明白的，因为到目前为止，那许多攻城的器械，甚至只有一小部分被运到了韦州——在崎岖的山路上运输这些笨重的器械，无异于噩梦，这些物什不仅仅本身是个麻烦，还经常会阻塞狭窄的山路，使得大队运粮的队伍无法通行。
“何不带工匠就地制造？”王师宜问出了一部分将领的心声。但他刚刚问完，便感觉到一阵后悔，因为几位西军老将都用奇怪的目光看着他，仿佛他问了一个愚不可及的问题。
果然，刘舜卿替石越回答了这个愚蠢的问题：“据职方馆之资料，灵州附近，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制造攻城器械之大树。”
王师宜顿时红了脸，尴尬地移开眼睛。
“攻城之法甚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何必受攻城器械之限？”种谔却并没有被说服，反而觉得石越甚是迂阔。但话虽如此，他却并没有再次质疑，因为临敌对阵，许多谋略，一旦事先说出来，有时候反而会被人视为荒诞的奇谈怪论。人们总能够轻易地表达自己的质疑，假若敌人这样，假若敌人那样，那么这样的计划就行不通了，他们故意忽视一点：如果一方不犯错误，那么除非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否则不犯错误的一方是不可能失败的……赵奢在谈兵的时候，怎么样也说不过赵括，多半便是因为如此。
种谔依然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手段能够攻下灵州城，但是，他却并非是一个擅长于制定那种连细节也几乎完美的作战计划的将领。他能够根据战斗时的情势，做出正确的反应，但是那些细节，应当由部下们去完善……
种谔不知道石越对自己是否有故意的打压，但如果一方杀了另一方的儿子，无论有什么样光明正大的理由，那种心中的相互猜忌总是不可避免的。种谔无论如何，也不会希望宋军失败，但若石越一意孤行，受点挫折，种谔也是非常乐意见到的。无论是前方受到什么挫折，还是大军在外，久不见功，枢府对石越的信任都一定会降低的……
“但如此全无作为，亦非良策。枢府必会催促进兵，灵州总是要打的，所谓三鼓而竭，拖得越久，士气便会下降，钝兵挫锐，更不堪用……”另外的禁军将领继续质疑着。
“本帅自有办法，诸公到时便知。”石越自信满满地说道，“诸公不必担心无仗可打，无功可立，当养精蓄锐，以待与贼决战之日……”
夏州。
新委任的夏州知州吴问是仁宗朝的进士，做了二十多年地方官，此时已快五十岁，一向以宽政爱民为己任，吏部精挑细选，将他派来这个刚刚收复的地方做知州，表达的是政事堂的一种期望：大宋是来“光复”平夏的，而不是来征服平夏的。
但是，军方似乎却有另外的意见。
“小隐君”与折克行商议，为了保护自延绥至夏州之粮道，不仅要重新修葺夏州城墙，而且在延绥至夏州之间，要沿途修建城寨，用一个个的堡寨，来使梁永能无机可乘。折克行根本不相信西夏的百姓，他甚至建议，要将银夏地区的人民，尽数强行迁往内地，分割开来安置。并且强征其丁壮为宋军建城寨、运粮草。并且，折克行还提出一个更加狠毒的建议：向横山诸部族颁布赏格，购买死活西夏人，以诱使横山部族攻击横山另一面的洪州、龙州、宥州。三贯一个活人，一贯一个死人的价格，足以让整个横山的部族成为西夏人最凶狠的敌人。而与此同时，宋军则以夏州为据点，派遣骑兵不断骚扰攻击宥州至盐州一带，焚其屋宇，掳其人民，掠其财产，以逼迫梁永能来决战——否则，平夏地区在三五十年内都无法恢复元气！
一将功成万骨枯！
与西夏人世代作战，西夏人残暴的手段折克行早已领教。现在有机会反施其身，这位河东军名将并未感觉到有任何不妥。
战争惟一的目的便是胜利。
折克行是如此相信的。
于是，一队队西夏百姓在宋军的驱使下，扛着石头、木材，如同蚂蚁一般来来去去，修葺着残破的夏州城墙。许多人的眼中，都满含着怨恨之色。但是，这不会为他们赢来怜悯，只会招来暴虐的鞭打。
当吴问去找折克行争辩时，折克行如此反问他：“既然为了胜利可以让成千上万的己方士兵去死，那么为何为了胜利就不能让成千上万的敌方百姓去死？”然后折克行便客气地送走了这位夏州知州。
吴问于是转而去找东线宋军的统帅种古。但“小隐君”军务繁忙，没有时间见他，亦没有时间回复他的信件。“小隐君”有自己的苦衷：虽然他心里更赞同吴问的主张，对折克行的行为颇有腹诽，但是，夏州是折克行指挥打下来的，现在那里是由折克行驻守。虽然名义上他是折克行的上司，但是两军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可以如此简单地处理，他对河东军指手画脚，是很容易造成两军不睦的。为了顾全大局，在西夏灭亡之前，“小隐君”不愿意自己与折克行有任何的对立。所以他干脆躲开吴问。
吴问一怒之下，写了一封弹章直送汴京，又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件送给石越。“夏州之民，亦是天子之子民，大宋之臣民！”在信中，吴问如此说道。他告诫朝廷，也告诫石越，当年大宋之所以没能保有西夏之地，使得西夏得以建国，除了战略上的失败外，地方守吏失去民心也是重要的因素。军队的强大是不值得凭恃的，如果失去平夏地区的民心，便有可能重蹈历史上的覆辙。
同时，做好被罢官准备的吴问在夏州也采取了断然的措施。他与折克行本是平级的关系，既然折克行无法商量，吴问便下令在夏州清点户籍，同时移文折克行，要求他按照相关的律令来征发民夫。
立时，夏州城的文武关系，便如同一根绷紧了的弦。
“同一个地方若有两个级别相同的最高长官，果然是一定会出麻烦的。”安抚住那些跃跃欲试的禁军将领们，马上便面临这样头疼的麻烦，石越亦只能无可奈何地感叹。
“吴问去得稍早了。”潘照临话中带着一点遗憾。对于一个新占领的地区，首先由一个人将恶事一次性全部做完，然后再派一个“好官”来收拾残局，慢慢施予“恩惠”，永远都是统治良方。
“折克行之策其实甚为可取，梁永能想要坚壁清野，我们便成全他，在平夏大肆掳掠。平夏乃是西夏立国之本，末将相信，梁永能绝不能坐视不顾。而横山与平夏自唐以来，本素有仇怨，再加撩拨，则其百年之内，断难和睦，以夷制夷，大宋可坐收其利。”
石越愕然望着刘舜卿，潘照临如此说话，他早在意料之中。但是刘舜卿竟然也支持折克行，却在他意料之外。
“强征夏民劳役，虽看似残暴，但为将者，终不能有妇人之仁。”刘舜卿继续说道，“孙子云：‘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自用兵以来，虽朝廷加意抚恤，然陕西一路百姓苦于劳役者数十万户，终是不可避免。若能驱使西夏之民，则陕西之民总可稍得休息，亦算是不无小补。对于陕西之民而言，却是仁慈了……”
“下官不敢苟同。”丰稷的声音大得似乎连他自己都被吓了一跳，他显然有些激动，“王者之师，岂能效虎狼禽兽之行？！平夏之民，素受横征暴敛，王师至时，岂不心怀期望？一旦以暴易暴，变本加厉，是大失民望，使其反而眷恋夏国之德。以乃目光短浅，因小而失大，且不合仁义，非下官所敢闻也。”
“仁义不是用来征伐天下的。”他话音刚落，潘照临便语带讽刺地说道，“兵者本就是凶器，并非好物什，只是当此末世，又不能不用。横竖总要死人，死点西夏人总比死宋人要好些；让西夏人受苦总比让大宋的百姓受苦要仁义些。”
“那我们又要如何让我们的士兵与百姓相信我们是为了正义而战？”坐在下首的包绶忽然尖锐地问道。他是被石越特意调来负责后勤方面的事务的，这次只是偶然而忝陪末座。
众人一时愕然，没有明白包绶的意思。
“我们要如何让士兵与百姓相信他们是在为了正义而战？”包绶又问了一句。
“士兵与百姓会相信烧杀抢掠的军队是正义的吗？他们会相信残暴地役使百姓的军队是正义的吗？”包绶朗声问道，“石帅一直在告诉士卒、百姓、士林，道王师乃是正义之师，讨伐西夏之逆贼，是正君臣之纲纪，亦是替朝廷除百年之边患，替子孙后世造一个太平盛世。陕西百姓困苦于道路而未敢有怨言者，禁军士兵血战于前线而不敢有二心者，士林清议虽见耗费国帑、劳动百姓而无有异议者，皆因于此。下官愿石帅莫要失天下之望！”
“只恐陕西百姓想要的只是少一分劳苦；前线士卒想要的只是早一日凯旋。为了这礼义道德的虚名，不知道要付出多少代价！”潘照临对包绶的话并不以为然。
“下官敢问潘先生，难不成残暴不仁，便不需要付出代价吗？”包绶反唇相讥道。
石越若有所思地望着包绶。
想要成就大功业，想要打赢一场灭国之战，双手不沾鲜血，是不可能的。石越并非那种有道德洁癖的人。他一向相信，成大功业、大事业，要有菩萨心，魔王手。但他也并不是全然同意为了达成最高尚的目的，便可以采用最卑劣的手段。因为在大多数时候，手段与目的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大多数的时候，即便你达成了那最高尚的目的，亦无法弥补因为你采用了最卑劣的手段所带来的恶劣影响。
包绶所说的，其实就是类似的意思。
正义也许是可笑的东西。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与民族没有正义的观念，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无法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符合道德的、是正义的之时，这个国家或民族，离疯狂便不远了。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事，无论如何，都有必要在大义的旗帜下进行。
“忠烈祠的大门，应当是洁净无瑕的！”
梁永能的日子越来越难受了。
夏州的迅速失陷，给他整个计划都带来严重的影响。原本就并不充足的兵力再次折损，国相梁乙埋又派人调走近万精兵以充实兴灵之间的力量，而许多部族间流传的谣言也对夏国极为不利——这些部族中，有一部分是不可以倚靠的。但他就如同一只受伤的狼，耐心地潜伏着，等待着敌人犯错。
但宋军却十分谨慎。夺下夏州之后，并不急于进兵，反而开始修筑起城寨，摆出一副防守的姿态来。
这让梁永能颇觉迷惑。难道宋军不想从平夏地区直接攻击兴庆府吗？如果宋军果然这样稳扎稳打，梁永能便真要无计可施了。不过很快，梁永能便意识到宋军的意图——他们不愿意孤军深入太远，反而是想诱自己的主力出来决战。
宋军的部队不断地向宥州一带进行骚扰性的进攻，却绝不肯轻率地深入一步。
很狡猾，很谨慎。
这是双方比耐心的时刻。
“我们的使者走了多少天了？”眺望着东北一望无际的沙漠，梁永能向部将问道，语气中亦不禁带上了一丝期盼。
“有十天了。”部将回答道，他同样希望使者能带来好消息。
“应该已经到了。”另一个部将满怀期望地说道。
“辽国现在亦不太平，他们会愿意冒着得罪南朝的危险出兵吗？”患得患失的心情充斥着众人的心间。
“我们自己也能打赢！”梁永能尽量地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充满自信，给部下们一点强援的希望是可以的，但是不应当过分，这样才能够避免万一幻想破灭后产生绝望感。
但他的话连他自己也不太相信。
折家军凶猛善战的威名震撼着整个平夏地区，许多部族首领私下相互传言：“见折家子慎毋接战。”一些部队见着折家军的旗号，便望风而逃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梁永能对此也无可奈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好在决定战争最后的胜负的，并不会是一场两场战斗。
时间是在自己这一边的，梁永能如此相信着，并且也如此灌输给自己的部下，以坚定他们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