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欧洲》
这是英国人艾特尔所写的一部香港历史。他采用了这个古怪，可是很有
用意的书名：《在中国的欧洲，香港自开始至一八八二年的历史》。（E .J.
Eitel：《Europe in Cory of he Beginning
to the Yea 1882.》）
本书出版于一八九五年，可以说是香港殖民地的第一部编年史，叙事至
一八八二年止，用了五百多页篇幅叙述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前后五十年间的
发展经过和一切变迁，相当详细。作者当时是在香港任职的，关于香港早年
行政设施，官官之间的人事纠纷，以及商场情况和街谈巷议的琐碎点滴，都
是第一手的好资料。本书当时是由伦敦和香港同时分别出版的，香港的出版
者是别发书店，可惜久未重印，现在已经绝版不易买到了。
作者艾特尔是当时英国所谓“中国通”之一，是伦敦传教会的人士，一
八七九年奉派来港，担任教育视学官。虽是“中国通”，却不热心提倡中国
文化，在视学官任期内竭力主张香港学校减少中文课程，增加英文课程钟点，
同时又提倡采用津贴制度，鼓励教会开办学校，逐渐停办官立学校，减少教
育经费开支。他自一八七九年开始任职教育视学官（当时视学官职权甚大，
等于后来的教育司），至一八九七年才退休，先后任职达十八年之久。
艾特尔的著作，除了这部香港史以外，还有一部《香港教育史资料》
（“Materials for A 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一八九一
年出版，此外他还编写了一部中国佛学辞典，一部广东话字典，以及一部研
究中国“风水”问题的书。这些大约都是发挥他的“中国通”本色了。
要叙述香港殖民地的早期历史，自然无法不提到鸦片战争，更不能不谈
到东印度公司为了独霸东方海上贸易权，同别的国家所引起的种种竞争和冲
突，艾特尔的这部香港史《在中国的欧洲》，自然也无法例外，全书二十二
章，前三章就是追叙这样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是导论性质。
《在中国的欧洲》第四章至第七章，叙述东印度公司贸易专利权废止
后，英国对清朝贸易所产生的新形势，以及所引起的新冲突。英国适应两广
总督卢坤的要求，派了律劳卑爵士（Lord Napier）来广州就任英国对华商
务监督，接替东印度公司结束后，在广州留下的业务。由于“商务监督”是
“官”，东印度公司的“大班”虽然声势煊赫，身份到底仍是“商”，这种
区别，在当时清朝官吏的眼中是毫不考虑到的，因此律劳卑既从英国到了澳
门，要定期到广州视事，他自以为自己是英国女王的钦命官员，投书两广总
督要求约定会晤日期，不料两广总督认为不合体制，该信未采用“禀帖”形
式，不经由“洋商买办”转呈。将原信掷回，使律劳卑碰了一个钉子，英国
与清朝的贸易交涉从此枝节横生。于是使得英国商人渐渐形成了两个要求：
一是为了要获得清朝的平等待遇和自由贸易权，最后不惜诉之武力；另一是
要像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取得一个可以由自己统治的立脚点——这两项要
求的意念蓄之既久，一场冲突和取得一个殖民地之举，就势必无可避免了。
这就是“鸦片战争”形成的远因，也就是当时大英帝国一是要在清帝国疆土
范围内建立一个殖民地的由来。
这样一来“香港殖民地”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不过，在“香港”出现以前，还经过了一个选择阶段：舟山定海，大屿
山，香港，这几个地方在当时是都有机会会成为英国殖民地的，但是后来熟
悉香港和九龙形势的义律，终于决定选取香港，于是由非正式的“占有”进
到正式获得“割让”，英国就正式宣布香港为她的殖民地了。本书从第四章
到第九章，所叙述的就是这些微妙的经过。
本书的第十章，叙述了这座小岛和附近地方在未成英国殖民地以前的历
史，从第十一章以后，艾特尔就正式开始作为英国殖民地以后的香港史的叙
述了。他的叙述开始于在义律治理之下的一八四一年。一直到一八八二年轩
鲤诗总督任内为止。从第一任总督砵甸乍算起，到轩鲤诗到任，已经是第八
任总督了。
香港这地方，本是由义律（他是当时英国驻广州的商务监督兼全权代
表）一手包办，由清朝钦差大臣琦善手上取得的，因此香港的第一任最高行
政长官是他。他本来应该被正式委任为这个新殖民地总督的，他自己大约也
认为会如此，不料就由于他取得香港岛之际，事先未曾获得伦敦方面的授权，
因此不仅未曾做得成香港第一任总督，反而受到申斥，连原有的商务监督官
职也丢了。他在一八四一年八月十日奉命回国述职。就在这同一天，正式由
伦敦委任的第一任香港总督砵甸乍爵士也抵达澳门，准备来港履新了。
艾特尔的这本《在中国的欧洲》，是用古老的写作历史方法来写的，叙
事相当枯燥，但对于日期地点和人名力求详细，毫不含糊。因此要想知道香
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后，最初几十年的大事沿革，这是一本很有用，看来也很
可靠的参考书。当然，他的观点是纯粹以英国人的立场，从英国人的利益去
看事物的，但他还算并不过于褊狭和武断。在叙述鸦片战争的酿成经过时，
他虽然埋怨林则徐对英国商人操之过急，使得义律无法善后，不得不诉之武
力，但他对于虎门水师提督关天培勇战殉职，也不能不予以赞扬。所以比起
后来视整个中国都是欧洲人殖民地和推销市场的摩斯（h.B. Morse）等人，
还算老实多了。
在香港开辟初期，英国海军陆军的感情不大好，民政官员又与军人的感
情不大好，小官与大官之间又有派系的倾轧，大商人对于官员的政策自然有
许多不满之处，甚至总督与大法官也有职权之争。艾特尔的这部香港史，在
最初十年的历史内，就叙述了不少这类的磨擦和风波，直到香港第二任总督
戴维斯运用他的特权，将伦敦直接派来的大法官晓吾停止职务，晓吾离港回
国告御状，戴维斯被指责滥用职权，不得不引咎辞职，当时香港的这种官场
人事职权纠纷可说已经达到了最高点。
此外还有风灾、火灾、热病、海盗，以及盗贼横行，点缀在早期香港开
辟建设的历史叙述中，颇不寂寞。
从第十三章起，艾特尔是以每一任总督的任期起讫时期为一章来叙述
的，第八任总督轩鲤诗的任满时间是一八八二年三月七日，《中国的欧洲》
最末一章叙到这里便告结束了。作者在序文上说，一八八二年以后，由于时
间太近，许多事情尚不便纳入历史的范围内，只好留待异日了。
但是，作者在后来英文《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双月刊，
有一时期，艾特尔也是这刊物的编辑人）上又发表了一篇《香港历史的补充
记载，自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年》，将他这部香港史的记载，伸延至德辅
总督任期内，后面并附有统计表，记载香港的人口、税收、政费，船只出入
吨数等等的历年数字，从一八四一年起，直到一八九五年为止。据这统计表
的记载，一八四一年香港人口数字，包括驻军在内，是一万五千人（另据本
书第十二章所记载，一八四一年五月香港举行第一次人口调查，当时岛上共
有中国居民五千六百五十人，其中二千五百余人是村民和渔民，八百人是商
人，二千人是艇家，另有三百人是来自九龙的劳工）。一八九五年的人口数
字是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一十四人。
前面已经说过，艾特尔的这部《在中国的欧洲》，是最早出版的一部香
港史，所记载的虽然只到一八八二年为止，至今仍是叙述香港早年历史较详
尽，也较可靠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