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同学匡开平出差经过这里，一见面就说：“算一算毕业都八九年了，这八九年的！”又说：“我专门来看你，明天就走。飞机票都订了。”见了老同学我很不好意思，这么多年也没混出个名堂来。我不想带他到家里去，就说住得很远。他说：“也不让我瞻仰一下嫂夫人吗？”我说：“还不是那个样子，一张脸，两个鼻孔两只眼。”我和许小曼的事他是知道的，我怕他看了董柳会暗中笑我。
他看了我满桌子书说：“在机关还看业务书，少见。还要多看些政治方面的书。”
我一问知道他当处长了，许小曼在部里也当处长了。我计算着带他到外面去吃饭，就说出去有点事，回到家问董柳要钱。董柳说：“充胖子吧，到家里吃吃算了。”
我说：“这个胖子是打肿脸也要充的。”她把钱给我，我说：“晚上没回来就住招待所了。”她不高兴说：“家里又不远。”我说：“知道你只想跟老子睡了。”
她说：“那是你身上某些地方绣了花。”回到办公室见尹玉娥正跟匡开平说什么，我一进去她的声音像被刀砍断了似的，掩饰地望了我笑说：“来了吗，来了。”
我想这条长舌头又在说什么了。我带匡开平去吃饭，说到许多同学的境况。
吃完饭他抢着把钱付了，我说：“就这样扫东道主的面子？”他说：“你也别替我着急，反正是工作餐。”要小姐开了票。到招待所他又抢着把房钱交了，我说：“什么意思嘛。”他说：“先公后私，公家的钱先用。”他要的是最好的房间，当年的同学，在这些细小之处，就看出差别来了。人在那么个份上，钱也跟着在那么个份上，这也是游戏规则。他这么几次抢着付帐，我觉得他把我也看得差不多了，没份量啊。我想好了明天一定请大徐开车送他去机场，多少也挽回一点面子。他靠在那里丢过来一根烟。我吸着烟说：“有时候抽一根，觉得烟也是个朋友。”他说：“我就少不了这根烟，寂寞了点根烟，就有了气氛。”他告诉我明年是大学毕业十年，留在北京的同学准备聚会，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我不是人民公敌？我以后还打算在同学面前做人吗？”他说：“那你一定去，我通知你。”他又问我最近干些什么，我怕他心里嘲笑我，就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和思路说了一下。他似乎有点兴趣，跟我讨论起来。说到按现代分析方法进行中药分类，他还问了几个细节问题。他说：“其实我在机关多少年都没想过这些事了，天天想的就是谁和谁是怎样一个关系，你不把关系吃透，随口讲一句话就坏事了，搞得不好就玩完了。将来我们同学中最有成就的肯定是你，我们都是混混。”
他只字不提我现在的处境，这使我感到更加惭愧，自己竟成了一个忌讳的话题。
这种惭愧使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也还是在用流行的眼光看世事，看自己，不在份上就无法理直气壮。一个人他在精神上再坚挺，也不能创造一套价值来对抗潮流，而只能像浮萍一样被裹挟着，随波逐流。我自认为傲视世俗，人格根砥却不深，在不觉之中总是用了流行的标准与别人交流。我们说话说到很晚，他当了官也并不像我们厅里的官，有一套彻底的官僚气质和思维方式。我把自己的感想对他说了，他说：“谁在本单位，潜意识中都有一种表演的本能。”第二天我请大徐送他去机场，分手时我说：“明年聚会一定通知我。”他说：“其实聚会吧，也就是聚聚会而已，就那回事。”
后来聚会的消息不是匡开平通知我的，是许小曼，她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来了。这么多年没听到她的声音，我的心跳得厉害。她告诉我聚会提前了，因为有两个同学从日本回来。她要我星期五赶到，又问我坐哪趟车，我还没想好她说：“就坐四十八次。”放下电话我想，到底是当领导的，作起决定来就是干脆。
这么多年不通音讯了，她竟没有问一问我现在可好，这叫我有点不舒服。可马上又想到她可能知道我大概怎么回事，不问实在是体谅我。我算一算去一趟北京，总得带几百块钱，问董柳要吧，她又像割肉似地舍不得。我到监察室向小莫借五百块钱，她马上答应了。晚上我对董柳说要到北京出差一趟，董柳说：“别人跑腻了，就轮到你身上来了，你说我讲得对吧？”我说：“那肯定是对，因为是你讲的，你是常对将军。”她说：“轮到你不会是什么好事，绝不会是去见部里的领导，你说我讲得对吧？”我说：“讲得对，太对了，怎么会这样对呢，不是董柳谁能对得这么厉害？”
下了火车我往出站口走，听见有人在叫我：“大为，大为！”一看竟是许小曼。我没想到她会来接我，心中一阵温暖一阵感动，我没想到自己竟还是一个值得别人来接的人。她从人丛中挤过来说：“我找到那一头去了。”那一头是卧铺车厢。这样我感到非常惭愧，到北京竟是坐硬座来的。这时忽然来了灵感，我说：“就是你催得太急了，害得我卧铺票都没有买着。脚都坐肿了。”许小曼说：
“大为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时间怎么把你给遗忘了。”我说：“我脑膜炎后遗症不想事，不会着急。”我看她确实变了，不再是当年充满青春活力的她，竟有了一点中年妇女的迹象。我觉得自己应该说“你也一点没变”，可说不出口，那太虚伪了，就说：“你也没怎么变，许小曼还是许小曼。”她果然很高兴说：
“是吗？发胖了，孩子也有六七岁了。”出了站有车在等她，我说：“领导到底是领导。”上了车我等着她问我这些年的情况，反正是要问的，可她就是不问。
当着司机的面我也不好问她。我们谈到这个那个同学，就是不说自己。我们住在部里的招待所，进了大门我说：“在卫生系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到部里来，好像是个神圣的地方，你们天天在部里泡着，我看来就像泡在蜜糖罐里一样。”
她说：“你们厅里经常有人来办事。”这么一说我知道她对我的情况非常了解，就说：“是那些当官的。”说了这句话我发现自己无意中卸下了一个包袱，把谈话的障碍扫除了。她果然抓住这个话头说：“还在中医学会？”我说：“都四五年了。”这时下了车，她把我安顿到房间说：“我特地叫你早一天来。”又说：“有时候也要动一动脑筋，什么东西都是想要才会有，而且想要就会有，你试一试。”我说：“没那份天才，我还是写几篇文章算了。”她说：“文章要写，别的东西也不能没有。有了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是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吗？”
谈到这个话题我很惭愧，可实在不能不谈。她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决定别人命运的人，一种是命运被别人决定的人。”我笑了说：“这间房子里把世界上所有的人物类型都包括了。”她有点忧郁地望着我说：“大为你跟我说话也耍贫嘴？”我本来想故作豁达掩饰自己的处境，她这么一说，我意识到自己这样就把她推远了。我说：“那我们好好说话。我真的没想到当年的许小曼有朝一日会当个处长，三十刚冒头就当了处长。”她说：“说起来吧，处长就那么回事，可什么不是那么回事？活着就是那么回事，有那么回事比没那么回事总好点。
一个人吧，就是另外的人的一个心思，他心思往左边一转，你就荣了，右边一转，你就枯了，一荣一枯，天堂地狱，想想自己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吧。我们的大多数心思都放在那些人的心思上了，一切努力都是使他的心思往左边转，如果往右边一转，完了。有时候一个眼神不对你都完了，完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完的。”
我说：“这句话准确地描述了我的历史。我这几年烧水都会烧糊，买盐都会生蛆。”
就把自己的事情都给她说了。她听了没做声，半天说：“大为啊。”我说：
“其实我也不蠢，我明白怎么操作才是正确的方向，总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我，心里明白也白明白了。”她说：“我知道你，知道你。”忽又笑了说：“对你我就不那么绕着弯子说话了，我不怕说得你痛。从前有个农夫赶着一头驴走在山崖上，下面是万丈深渊。农夫鞭子打着驴要它贴着石壁走，驴偏要靠外边走，怎么抽它都不行。最后驴掉下了深渊，农夫叹息一声说，你胜利了，你胜利了！人那么倔着其实就是这么回事。”要别人这么说，我早就踹他一脚了，但许小曼说了我没反感，我自嘲地笑一声说：“什么时候寻把草来喂喂我吧。”她说：“你挡着自己干什么，该出手时要出手。”她凌空一抓，飞快地做了一个出手的动作，又缩了回去。我心中一惊，没想到许小曼也有这么一种姿态。我说：“没想到许小曼也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她说：“谁也不是生活在云里，突然掉到人间来的，开始的时候，谁没一点心理障碍？我们这些人，谁没有一点骄傲？可守着这点骄傲，舍不得委屈自己，那怎么办？要世界来迁就自己，那不可能。”
许小曼带我到外面去吃饭。吃饭时她说：“为这次聚会，有几个发了财的同学认了捐，其它人意思一下就算了。大家也别交什么住宿伙食费，一交就俗了。”
我说：“那我也意思一下。”我想着意思一下也就是一百块钱吧。她告诉我凌国强认了五千八，伍巍是四千七。他们一个在商，一个在官，竞价似的都想抢第一，还是凌国强抢去了。我听了头皮发麻说：“我们老百姓意思一下是多少？”
她说：“我认了八百。”我马上说：“那我也认……”她用手势止住了我说：“你就算了，我给你写个名字上去吧。”我还想坚持，可口袋里只有四百多块钱，底气不足，也争不了硬气，心里愧疚着不做声。想起“老百姓”三个字说得真丑，把自己的底都亮出去了。下午我们去了母校。我建议把车停在校门口，可许小曼还是坚持把车开进去了。我能够理解她那种荣归故里的感觉。要有这种感觉，还是得自己是个人物才行。我先陪她去看了她当年的宿舍，学生上课去了。
她从门缝里看了好一会，下楼的时候不做声，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又去看了我的宿舍，一切依旧，只是门漆成了棕色，而当年是淡黄色的。我推门进去，一眼就认出自己睡了五年的那张木床。一个男生把头从蚊帐里探出来，生硬地问：“找谁？也不招呼一声就进来了？”我说：“我走错门了。”就出来了。我们绕着校园走了一圈，那一年“三。二Ｏ”之夜打着火把手挽手高呼着口号要冲出校门的情景生动地浮现在我心头，耳边也响起了那激越的小号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还有“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那响彻夜空的吼声。十年前的情景恍若隔世，我一下忍不住，眼泪就涌出来了。
许小曼询问地望着我，我用衣袖擦着泪说：“想起了那天晚上。”她马上明白了，泪水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