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同学陆续都到了，还有坐飞机从广州来的。很多人毕业以后就没见过面，大家相互拍打着，亲热得不得了。几个女同学少女般一声尖叫，然后抱在一起。
我收到了许多名片，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有了一定的头衔。有人向我要名片，我说：“我是无名片阶级。”对方就怀疑地望了我说：“开玩笑，大为？太谦虚了，太谦虚了。”却也不追问下去。许小曼是组织者，大家到她的房间里去报到。
我瞟一眼报到名单，果然有人认捐五千多的，四千三千的都有，许小曼是八百，我名下也是八百，还有几个四五百的。许小曼说：“可以认到四万块钱，三天要花完它，大家尽情地乐。”有人油嘴滑舌说：“别的乐都乐不起来，最大的乐就是打破家庭界线，提前实现共产主义，哪怕只有三天呢。我抱有一个理想都有十多年了，许小曼！”许小曼说：“狗嘴吐不出象牙，过了十多年还是吐不出象牙。”
晚上来了的二十多个人很自然地分成了三个圈子，我不知道自己该属哪个圈。
女同学都拥在许小曼房里，我推门进去，有人就说：“池大为你太没眼色了，我们女人说话你凑什么凑的，明年变了性再来。”我说：“你们女人有什么好话说，还不是交流驭夫之术。”她说：“如今的男人，像你这样的，到处山花烂漫莺歌燕舞春光无限，撒开了缰绳让他跑，那他还不跑到天边去了！”把我推了出来。
我到另一间房里，以凌国强为中心在大谈生意经，一个个雄心勃勃要走上国际舞台。凌国强说：“我一辈子的理想就是让中药走向世界，市场可以说是无限的。我想起那种前景经常激动得通晚无法入睡，百万算什么，千万又算什么？”
有人马上表示愿到他的公司去，他一抬手那么优雅的一飘，竖起一根指头说：
“一句话。”又望了我说：“大为怎么样，也到我们那里入了技术股吧，你想都不敢想再过十年那是一笔多大的数目。”我想着凌国强他当年也不显山露水，如今都牛成这样。我说：“想想吧。”他继续说：“我刚毕业时那些顶头上司，他们现在想见我一面都难，我不认个友谊，友谊是当年的友谊，大家都是同学，没有别的想法。人发达了就没有新的友谊了，谁知道他走到你跟前心里是怎么想？”
他们说着话我觉得自己出了局，就到伍巍那间房去了。
这间房更加热闹，都是官场上的人。伍巍是省长秘书，自然成了核心人物。
我进去了匡开平说：“大为你也来说几段。”才知道他们在说荤段子。我说：“我都不怎么会说。”伍巍说：“在机关工作不会来几段，上了酒桌你说什么？
说真的领导不高兴，说假的群众不高兴，说荤的皆大欢喜。”有人说：“我来一段吧。有一个县长他姓焦，有一次病了，出院时医生嘱咐他不要跟老婆同房，焦县长说，不同房难道要我睡招待所？医生转个弯说别跟老婆同床，焦县长说，那叫我睡地上？医生无法了只好说，不要性交。焦县长急了说：我爷爷姓焦，我爸爸姓焦，连我儿子都姓焦，怎么我就不能姓焦呢。”说完了大家笑起来，说有文化意味，也有人说老掉牙了。伍巍说：“我来一段，大家看看比焦县长那个怎么样。妻子，小姨子，小舅子，打北方一着名自然景观。”大家猜了一会猜不出，伍巍提示说：“在山东。”马上有人说：“是蓬莱仙境？”大家都说不对，又有人说是海市蜃楼，大家说更不沾边了，忽然匡开平一拍大腿说：“有了，可不是泰山日出？”伍巍忍不住就笑了。我说：“泰山日出跟小舅子有什么关系？”伍巍说：“妻子，小姨子，小舅子，可不都是老泰山日出来的？”大家都说：“绝了，绝了，应该评奖。”匡开平说：“我还有个更绝的，是保留节目，轻易不外传的。洞房花烛夜，打《水浒》中六个梁山好汉的名字。”大家猜了好久，终于有个人说：“第一个是杨雄。”匡开平说：“对了。”思路有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六个人猜了出来，依次是杨雄，柴进，史进，宋江，阮小二，吴用。大家把几个人的名字又反复念了几遍，都说：“绝，绝！阮小二，字字落到实处，亏他怎么想得出来。”
大家喝啤酒，一会话题又转到了为官之道。我说：“荤段子皆大欢喜，这就是一条。既维持了场面的热闹，又不会不小心碰着了谁，不然要大家讲什么才好。”
想一想这几年荤段子风靡全国，特别是在圈子里盛行，实在也是必然的，它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又有从四川来的汪贵发说到自己以前从不喝酒，现在成了个酒仙，这是跟领导拉近感情距离的一条重要途径。他说：“领导他一般都会喝，他也是这样过来的。”又说：“我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陪三场酒，把老子的肝都烧坏了，你以为我这个处长怎么来的？”伍巍说：“我的位置很稳，首长他少不得我，别人敬酒都是我给他挡了。”有人说：“一千条一万条，把决定你命运的那个人侍候到位了是第一条，关键人物只要一个就够了。钻到他心里去还不够，别人也会钻，你要钻到他的潜意识里去。”我想着这个钻字实在很丑，那是个什么形象？这不是君子的语言，居然被这一群精英人物面不改色自然而然坦坦荡荡说了出来。世界真的是变了。我说：“上级就那么浅薄，你一拍他就喜欢你那不可能吧。”伍巍说：“你一拍他恨你那更不可能吧。”我说：“要在他的潜意识中把他自己还没想到的需求挖出来，像开发市场一样开发他的潜在需求。”大家连声说深刻。伍巍说：“大为你都晓得你怎么还在原地踏步呢？”我说：“我是理论上的，我又不傻，不会做看总会看吧。”伍巍说：“领导跟前就不能少个明白人，他也是人吧，是人也有个要解决的问题吧，自己不好解决，也不好说，这就要明白人悟到了去替他办了。你们说你身边有这么个明白人，你会恨他？他有点小毛病你会揪着不放？要求谁坚持原则就像一个机器人，那可能吗？近人情吗？”
大家越谈越兴奋，也叫我大开眼界。大家都是同学，又不在一个单位，把面具卸下来，去掉了表演性，就是这个样子。平时在单位，再怎么样都蒙了一层面纱，看不透。我倒觉得这些人是正常的人，想升官，想发财，都说了出来，而平时是绝对不敢说的，要说另外一套话。我理解他们，人总是人吧。可又有点失望，社会精英，也不过如此而已。我意识到，长期以来，自己生活在一种幻觉之中，总认为在那个份上的人，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和公共资源，就应该代表了公平正义，不然就太令人沮丧了。可特别地要求他们克制，压抑，那又怎么可能？几千年来，人们总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从没放弃过这种幻觉，毕竟有过一个包公，还有过一个海瑞。眼前这些人吧，平时说得最多的，大会小会上振振有辞反复强调的，恰恰是自己最不相信的那些话。反正非说不可，大家用布条蒙着眼睛往下说吧。说是说那一套道理，做则是按需要操作，习惯了，也就脸不红心不跳气不喘了。大家都这样，反而成了一条游戏规则，不懂规则的人信以为真，要用他说的话去要求他，那就是违规，违规者必然受到惩处，否则游戏就玩不下去。当年我就是吃了这个亏，结果违规了，结结实实摔了一跤，到现在还没爬起来，也许一辈子都爬不起来了。当虚伪成了一条规则，就不再会有虚伪感，也不会有心理压力，他不过是按规则办事罢了。社会其实默认了这一条规则，因此对一些事情视而不见，有群众反映上来了也置之不理。谁又有权利要求别人特别地怎么样吗？看着大家这么兴奋，赤裸裸地诉说着对权和钱的欲望，我有一种亲近的感觉，无论如何，总比戴着面具要好。
这时许小曼和几个女同学进来了，大家更加亢奋起来。汪贵发说：“许小曼，我这个处级跟你那个处级就不一回事呢。你吧，下面的厅长都要拍你，他拍我？”
说着在自己屁股上拍一下。“我还要拍他呢。”又作势要去拍许小曼，手扬起来，又慢慢收回去，说：“想不到留北京的同学就是你许小曼出息最大。”许小曼说：“说出息不敢跟四川人比，比如邓小平，又比如汪贵发。”汪贵发举起双手说：“投降，投降，服了，服了。”有人说：“许小曼，你在部里，哪里知道我们下面人的苦日子，有时也发发善心抬一抬我们这些受苦人吧。”许小曼说：“你都不认识钱还是钱了，要我隔河渡水飞越关山跑到广州去抬你？”那人说：“有什么办法搞到一个国家课题，我愿意拿五万块钱来攻关。国家课题钱只有二万三万，难得的是那个名。”伍巍说：“抓一个国家课题在手里，你的位子就稳了，上去也更有条件了。”那人说：“是那么回事，我还担心被别人挤了呢，我明年还要到哪里去挂个博士读一读，先把硬件备齐了它，将来别人替你说话也好说一点，不然真有危机感。”说着仰头把一瓶啤酒喝了，脸上放着光，“明年我报一个国家课题上来，许小曼你给我批了。”许小曼说：“那是专家组的事。”
他说：“我拿五万块钱，你承包了替我攻关，专家组的人也是人嘛，要争课题总是要出点血的。”许小曼说：“你以为别人没看到过钱？”那人说：“不肯帮忙，领导的艺术就表现在这些地方，把我们挡了还叫人家放不出个屁来。”又打自己的嘴巴说：“这张嘴臭惯了，在文明之都的女性面前也香不起来。”
一会话题又转到怎么合法地增加自己的收入。大家一致同意，靠工资活，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弄钱也不必有什么道德上的忌讳，问题是怎么才能绕开法律。
有人说：“鲨鱼吧，他咬一大口几大口也是合法的。”说着身子猛地往上一跃，凌空咬了一口，叫人看着心惊胆颤，“我们这些虾兵蟹将，那就要多几个心眼，有十分把握了才能下口。”日本回来的黎勇说：“我到日本四年，说起来也算小康了。说起来你们不信，你们谁背过死尸没有？死尸是不能坐电梯的。”把从高层建筑背死尸下楼的过程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把双手放到后面，躬着腰比划着。
讲完了马上又申明：“那是刚去的时候，要谋生，生存总是高于一切的吧，现在好多了。”我说：“怪不得老是闻到一股解剖室的味道。”谈话继续下去，我在不觉之间又出了局。